“我也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10月30日，站在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最外围的蓝色围挡旁，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举着手机，拍下了员工们离开的场景。
围挡被掀开了一角，年轻的背影们，拖着行李箱，背着被褥，穿过围挡的缺口，消失在围挡另一边。
赵成的朋友圈。图/受访者提供
赵成是80后，河南开封人，他算是老中介，已经给富士康招工五年。招工这一行，也是看天吃饭，多的时候“一天能招百十来个”，少的时候“一天一个也招不到”。但唯独这一次是特别的，“他们是跟我进厂的，（现在想离开），我肯定得把他们安排好”，以前都是往富士康里面送人，这次，是头一回把里面的人往外送。
等出了围挡，那就是富士康外面的地界儿，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
离开的想法，最早始于一天前。10月29日，一个以前他招进来的年轻人联系赵成，说想回家，希望他帮忙送到卡口。
从厂区到卡口，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但许多道路封禁，即使开车，一趟也要花半小时。“如果工人不知道路线，可能得绕一上午。”
此时，在不对称的信息之下，富士康厂区里的谣言和恐惧已经开始潜滋暗长。赵成答应下来，但他自己也怕。最后，他在车上备了不少消毒酒精，每送一拨人，就用酒精全车喷一遍，“害怕也没办法，对不对，咱也不忍心看他们劳累”。
最开始，赵成送的是自己带进厂的工人们，这出自他的一种中介的“责任感”。他还发了个朋友圈，说“想回去还没有回去的，联系我”。但渐渐地，想离开的人多了，他就其他工人也送，有四十多岁的大姐，也有刚二十出头的女孩。
每个月的28号，对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个大日子，这一天会发放“小时工差价”。小时工是相对富士康正式工而言，被更多人接受的方式。在富士康，一线操作工，主要分为正式工、小时工和返费工。其中，返费工在职90天后，能拿到几千到一万多不等的返费。小时工更灵活，每月结算一次，好的时候一小时能赚30块钱左右。而正式工只拿固定工资，总工资不如派遣工高，但胜在稳定。
对赵成这样的“富士康摆渡人”来说，发工资的时间，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富士康招人的节奏。因为许多小时工和返费工，会选择在拿了工资之后离开。而富士康每个月要发两次工资，一次是7号，这一次发的是“同工同酬”的工资，即不论类型，统一发放底薪和加班费。等到每个月28号，再发小时工差价。赵成算了一笔账，比如工人一个月做了240个小时，每个小时30块，一个月计7200块，扣去7号统一发放的工资，剩下的数千块钱，就是给小时工补发的工资。
富士康被务工者们青睐的很大一个优点，就在于它不拖欠工资。所以，一到28号，工资发放，加上赶上疫情，才有了这次大规模的“离开”。
摆渡人
就在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开着车，一遍又一遍地往返于厂区和围挡送人的时候，另一些“摆渡人”也同样陷入了忙碌。他们的手机里，信息和电话接连不断，曾经进厂的人，第一时间想到联系的，往往都是自己曾找过的中介。有位中介说，他从早到晚都在接电话，晚上失眠时，也会发招工信息。
“摆渡人”的属性，此前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紧密。许多人或许不会注意到，是这些摆渡人成了连接厂区和普通务工者的纽带。
作为郑州富士康三个厂区中最大的厂区，你其实可以把“航空港厂区”想象成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县城。这个厂区位于郑州东南端，距离城区的郑州东站，还要走二十多公里。旺季的时候，最多有35万人工作和生活在5.6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如果没有“摆渡人”群体的存在，这条汇聚着务工者的河流，将不可避免出现断流。
某种意义上，富士康的某些员工，跟中介一样，也承担着“摆渡人”的职能。比如，在富士康工作的陈旭，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调到郑州，到了2020年，也开始兼做招人工作。
来富士康的人，大部分都是冲着旺季而来。今年4月，陈旭曾遇到一位老家来的朋友找他帮忙办理入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此前做些小生意。富士康招人的年龄区间在18到48岁，但四十多岁的工人数量并不算多。陈旭记得她家庭条件还不错，但“她老公赌博欠下20万，对她也不好，终于离了婚，她希望自己进厂挣钱，养孩子”。
那时，还不到返费最高的时机，陈旭让大姐先等待一段时间，“我在这边待了这么久，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来”。到8月，返费突破了一万，陈旭赶紧联系她。岗位是随机分配的，进厂后，大姐挺满意，跟他说：“这活儿都挺好的，也不是很累，还有空调。”
也有人只为进厂，好有个过渡。今年5月，一对父母辗转联系上陈旭，他们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迟迟没开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送他去厂里锻炼锻炼。原本，入职时间已经定好，“什么都谈好了”，突然遇到郑州疫情，富士康招募也中断了。
四五天之后，招人又重新放开，但是要“点对点”——外来车辆把人送到高速，富士康再派车到高速口接人。这样的方式颇为周折，但也可以看出来，是富士康为了缓解当时用工情况的一种特殊时期的办法。“当时整个港区管控了14天左右，进来的车辆，只要说是去富士康就放行，会给你一张小卡片，（送行人员）凭这张小卡片，一个小时内可以离开。”
今年五月，富士康派出大巴前往地市点对点接人。图/受访者提供
那一天，男孩家人自己联系车，把孩子送到高速口，终于顺利入职。男孩父母挺高兴，因为男孩走的派遣工，在富士康待满三个月，直到开学前，赚到了近两万元。“他父母挺感激我给他们提供消息，当时的信息，就像现在一样瞬息万变的。”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招聘政策可以说是在与疫情赛跑。
陈旭说，后来没过多久，招募方式又变了。那时，专门出了一项“重点企业招募保障”的政策，允许富士康直接从各地招人回厂区。急需用人的富士康，开始直接派大巴，到省内各地招人。“约好在哪个路口，或者哪个宾馆门口，几点钟，坐上车我直接给你拉过来。”陈旭很感慨，“那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富士康挺过来了。”
但这一次，郑州面对的挑战更加艰巨。11月6日，郑州市有关部门发言人一连用了三个“最”来形容，称这是“最广、最多、最长”的一轮疫情。
这一次，富士康停止招工近一个月，“摆渡人”们没闲着，他们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回家的工人们处理后续工作，解除和富士康的在职绑定，计算每个员工的工资，了解工人们的健康状况。另一部分，则是将招工的范围从郑州向外转移，招工的企业定位从上海、杭州再到嘉兴。
而就在赵成将工人们送到围栏卡口的第三天，他发布的招募信息里，出现了招卡口保安的消息——8小时170元，工期直到疫情结束。
富士康的许多员工选择徒步回家。图/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