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广西,小学语文老师彭雪娇说,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由家长自备。但受制于经费,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每年给软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务费。
浙江一位平板班的初中生上课无聊时,会拿平板来画画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疫情来了,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张亮发现,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不能与老师互动,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2600元买了一台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质量糟糕”。花3500元买的平板,内存只有16G,“非常非常卡”,点开30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维修600元,还要另外付30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这都是该扔的平板,600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但“太难用了,没人用”。她说,系统里有课堂实录,但内容不完整,画质很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市值300元的平板,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要一次交纳6800元;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白,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为了保护视力,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那平板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