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相亲图鉴：高学历女孩被剩下，有弟弟是最大扣分项；体制内外基本不通婚；男公务员和女老师是最佳组合
林舒圆凝视着面前的这个男人：身高一米七五，长相普通，在距离本地一百多公里的邻市工作，还没有在县城买房--异地、没房，这显然不符合林舒圆的相亲要求。
但自从认识以来，这个男人每天坚持不懈地给她发微信、打电话，让她感受到了已经好久没有过的来自异性的主动示好。自从过了28岁之后，县城里那些曾经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越接近30岁这一"大限之期"，她就越发感受到自己在相亲市场上备受冷落。"实在不行就这个吧"，林舒圆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次约会，她本想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人交谈的时候，对方递给她自己的手机，让她翻看上次一起出游时合拍的照片，看着看着，她突然忍不住，点开了手机里的微信对话框。接下来，她看到了这个男人和同事结伴去嫖娼的聊天记录。
林舒圆当场质问对方后扬长离去。接下来的几天，对方威胁说要自杀要跳楼，并且用玻璃碎片割破自己的手腕，拍照给林舒圆看，在发觉林舒圆完全不为所动后才慢慢消停下来。
在县一中做初中老师的林舒圆，则继续背着县城"剩女"的标签，照常上下课。
林舒圆在县城教书的学校
县城体制内大龄未婚"剩女"，已经成为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实。早在几年前，学界就已经注意到县城"剩女"这一在话语场中失声的群体。2019年，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意外发现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以她深入调研的D县为例，这一县城自2008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这些女性中，30岁以上未婚的有248人。不仅县域政府的各级机关单位存在着未婚的大龄女性，在教育系统中，大龄未婚的女老师也比比皆是。
而在前不久，一位毕业于985院校的"95后"女性回到家乡--江西某县城后，发现她想找到一个三观匹配、有本科学历、有正当职业的同龄男性比在县城就业还要难上百倍。她吐槽县城找对象难的视频迅速走红，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开始被大众所知晓。
县城"剩女"
林舒圆所在的这座县城位于河南东南部，2019年才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1991年出生的林舒圆，在幼年时，和家人一起生活在县城下辖的一座村庄里。当地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每家每户的青壮年劳动力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妇孺。林舒圆小学上高年级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常年在南方的皮包厂打工，留下她和小她3岁的弟弟在家。她从十一二岁开始学蒸馒头、烧开水、烫鸡蛋，每天放学后要做好自己和弟弟两个人的饭。
读初中的时候，林舒圆去了县里的全日制寄宿中学。中考时，她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一所位于郑州的中学录取了她并为她减免了学费。高考后，她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一所双非一本师范院校，"女孩子家当个老师安安稳稳挺好的"。
其实她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并不满意，很想再复读一年。但父母考虑到她比城里的小孩晚上一年学，如果再复读一年，那么大学毕业就已经24周岁了--24岁，在当时的县城可已经是当妈的年纪了。所以父母劝她，应届能考走就走吧，再往后拖怕影响嫁人生子。
毕业后，林舒圆禁不住父母的反复劝说，回到了县城，一边在私立学校教书一边备考教师编制。
彼时，她的弟弟还在外省读大学，但父母已经开始忙着为儿子攒钱娶媳妇了。按照县城的规矩，适婚青年要想结婚，首先要在县里购置一套起码100平米的商品房。县城房价大概是4500元每平米，即便仅支付首付，也需要20万元左右。之后，还要装修，再买一辆车，又要花上15万-20万。接下来是给女方家庭的彩礼，如果按照村里的风俗，需要20万；如果男方在县城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那可以走县里的规矩，给女方10万元。最后还有三金、婚纱照和婚宴，但这只是"小头"；"大头"是房子，没有房子，一切免谈。
这大几十万元几乎压垮了林舒圆的父母。为了多赚点儿钱，她的父亲在农忙时节从南方回村，侍弄家里的十几亩庄稼。某天高温酷暑之下，父亲突发高血压，晕厥在田地里，从此需要人照料。还在南方打工的母亲不想放弃赚钱的机会回村，于是林舒圆考了乡镇的教师特岗编制，从县城回到村里，一边教书一边照顾父亲。直到三年后父亲身体康复，又离开村子继续去南方打工，她才通过县里选调考试的机会，再次回到县城中学当老师。
弟弟大学毕业后，父母马上付了26万元的首付，在县城按揭了一套房子。但弟弟没有像他们规划的那样考编制、回老家、娶妻生子，而是去了一座新一线城市。县城的就业环境与发展前景也确实不符合传统家庭对儿子的期望--县里最缺人的职业是幼儿教师、保健医和特岗教师，这些职位虽然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但薪资微薄、事务繁琐。在传统观念下，像这样琐碎繁杂、一眼望到头，且需要付出大量情感劳动的工作，都是"适合女生做的工作"。
在村里待了三年再次回到县城时，林舒圆已经28岁，成为了他人口中的"大龄剩女"。她开始频繁相亲。她对男方的基本要求是：有本科学历、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男性数量远远少于女性，"介绍来介绍去，就那么些人，很多男的和我们学校四五个女老师都相过亲。"
拿她所在的县一中来说，大概三百个老师，仅有四五十个男性教师，且绝大多数都是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师范类中专毕业生，早就已经结婚。80年代之后出生、愿意读师范类专业且选择回县城教书的男老师屈指可数，仅有的几个也早就被县城里条件更好的女性"抢走"。比如一个1995年出生的男老师，23岁就结婚了，对象还是县城重点中学的高中老师；前不久学校里来了一位1999年出生的男实习生，第一天就有好几个人打听他的婚恋情况，得知"人家已经有对象了"。
而在二百多位女教师中，有四十多个都和林舒圆类似，年纪超过30岁还没有婚配，被贴上了"大龄剩女"的标签。
"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相亲几次过后，林舒圆发现，县城里的适龄男性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堪忧。
"稍微有点儿志向和能力的男生，都和我弟弟一样去大城市发展了，不会回我们这种中部地区的贫困县；听父母话考回来的大都是女生。"当年县城里和她一起去郑州读高中的十几名同学中，男同学无一例外地在更开阔的天地里打拼。她有时也会后悔自己当年没有选择复读，"我们班复读的都考上了985"；她更后悔的是，没有选择去外面看看，而是在最有生命力的年纪回到了县城。
林舒圆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很多经济欠发达县城里的普遍现象。1993年出生的韩颖萱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县城。在成都念完大学后，她留在当地工作，虽然工资待遇不错，但工作的外包性质在父母看来和体制内的稳定工作相距甚远，于是反复劝说她回老家当公务员。
韩颖萱生活的县城街景
在成都工作五年后，韩颖萱通过考公回到县城，自己原本熟悉的周末逛街、看展、去图书馆博物馆的文艺生活就此结束，县里的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基本只有打麻将。对打麻将毫无兴趣的她社交圈子越来越窄，单位里的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衡，且男性全部已婚。
去年，她2000年出生的堂弟考编回到县城做老师，好几个人争着给他介绍女朋友。虽然堂弟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女方都觉得"没关系，先谈着，等满22周岁了马上领证"。为了解决婚姻大事，韩颖萱单位里的很多女同事会选择异地婚姻，比如和相距不远的重庆的体制内男性结婚，但疫情之下，两个人可能好几个月都难见上一面。
韩颖萱的妈妈给她介绍男友
1997年出生的任甜甜大学毕业后考编回到了家乡--彼时的山东某国家级贫困县。父母觉得有了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女儿在相亲市场上身价会更高。但很明显，他们忽略了因为经济欠发达，男生普遍不愿意回到县城的现实。任甜甜估算了一下，县里"政府口的优秀男女比例是三比七，教育系统里的可能是一比九"。因为本地体制内男性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单位的男性是稀缺资源，他们也因此更加挑剔，对女方的颜值、家庭、工作和学历要求更高。
任甜甜去相亲，但"在政府上班的"男生没有一个青睐于她。她反思是因为自己身高不到一米六，父母是农村人，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家里还有一个念大学的弟弟。毕竟县城里还单身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的独生女太多了，她不是最优选项。
正如欧阳静教授在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后，发表的《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一文中所谈到的："1980年之后出生的女性会觉得小县城优秀男性不多，是因为1980年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恰好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群体，与她们同一时代的男性大学生大部分都去大城市打拼了，'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县城'。而女大学生回县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学生，主要源于家庭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和定位不同。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的女孩，如果条件好，眼光又高，在县域'优质男性'资源相对偏少的情况下，'挑着挑着，年纪就大了'。女性一旦超过30岁便丧失了择偶的年龄优势，因此，县域中最优秀的一群女性--女公务员、女干部越剩越多。"
"大不了破罐破摔吧"
林舒圆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不算高，她只是想找个"正常"的男人，但她所要求的"正常"，在别人看来就是"较真""太挑"。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在县教育局工作的男人，第二次见面时，对方向林舒圆说了和他相过亲的县一中其他女老师的坏话，这让林舒圆感到不适。再接触下来，她发现这个男的和她相亲的时候，还没有和前女友分手。后来，她以"不合适"为由拒绝了这个人。周遭的同事亲朋向她打听没看上的原因，她如实说了，别人不以为意，"这有啥，谁不是同时和好几个人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