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衰老的世界里，更让她难以应对又无法忽视的是老人的性欲。体能的衰退，并不代表对欲望以及亲密不再渴求。含蓄一些的老人会委婉地说，我喜欢女的给我洗澡，长得漂亮，活又干得好，希望下次全是女的来。大胆一些的老人直接发问，除了洗澡之外，还提不提供其他「特殊服务」。也有失去分寸感的半失能老人，聂积燕聊起其中的一位，趁着家属不注意，先用眼神示意，再去捏她的手，往浴巾盖住的隐私部位拉，聂积燕躲了好几次，又不能明着说，只能客气地暗示，「叔叔，这个手其实挺有劲儿的噢」，家属的注意力被拉回到浴缸，老人也就不好再动了。
「很难做的。」聂积燕一边摇头，一边皱眉。
哪怕是在观念先进的上海，新鲜事物的出现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误解。最初，聂积燕开着「上门助浴」的商务车走在大街上，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说这个年代怎么干什么活的都有？她去有老人晒太阳的公园发名片，一位大叔挑白了问，「你们这个洗澡，有小姐吗？」
这些误解曾给聂积燕带来许多困扰。她不断质疑自己，原本的人生是鲜活灿烂的，怎么现在每天面对的，都变成了听不见的、看不着的、脑子不清爽的老人？团队成员因此不断流散，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聂积燕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力量牵引，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干了三年，上海摩登的印象在聂积燕脑子里慢慢褪去，她更多接触的是这座城市衰老与残酷的一面。
有了一些长期客户之后，聂积燕几乎能看到老人生命枯萎的全过程。有些子女孝顺，照顾得细心一点，老人面色会变好，还会发胖，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有些子女疏于护理，老人会枯萎得很快，每隔半个月，就要变一个样，身体每况愈下；还有一部分子女，对老人置之不理，认为人老后终归要死的，不如让老人自生自灭，早点解脱。
现实的一面凸显出来，金钱有时候会显得比亲情更牢靠。聂积燕接触到，条件好的老人，名下有房产，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两万，子女会像宝贝一样供着老人，老人想要洗澡，就像喝粥一样平常了。如果中途洗累了，子女会说，宝宝已经累了，你们不要搞那么久，下一趟再来噢。条件不好的老人，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大多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十几平米的空间，浴缸卡在床和沙发之间，才能勉强摆得下。这些老人难得洗一次，就要指挥了，这里痒，那里痛，总归是要洗个够，才感到这笔钱花得值当。还有一些老人，拿的退休金也不少，但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想要洗澡，子女不支持，甚至去居委会投诉，老人也不敢多辩驳。
「所以说人跟人真的是没法比的。」聂积燕又总结，有的人大概不是老来的幸运者，子女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靠得住；有的人一辈子独居无依靠，只能等居委会送来一日三餐，老来境遇也十分悲惨。
到最后，如果老人连金钱、亲情都一同失去了，安全感就会变得稀缺。他们不得不把情感寄托在所能掌握的一些细小物品上。一位老人洗澡时，手里总攥着一把钥匙，钥匙匹配的抽屉里锁着老人珍惜的一切，因此老人一刻也离不开，睡觉也要压在枕头下面；一位曾参加过战争的老人，洗澡时总把一根裤腰带看得很紧，其实腰带只是一根白布条拧成的，不值几个钱，聂积燕猜测，或许它对老人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位老人洗澡时总要抓着一把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尽管她已经糊涂到分不清纸币的面额了，但抓在手里，她的表情显得很踏实。
比起所有老人，长宁区的一位独居老人是聂积燕见到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每天，她都靠墙蜷缩着坐着，头发像野人一样又脏又长，大小便都在裤子里，晚上睡觉也不会脱下来。居委会没办法，才帮老人约了一次上门洗澡。见到聂积燕一行人进来，老人害怕得一边狂叫，一边甩动四肢，想把陌生人赶出门。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她抬进了浴缸，老人还是不配合，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是一场打架。
最后，聂积燕总算把老人身上洗干净了，就是一双脚没有洗到——不管她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肯把鞋子脱下来，担心一旦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鞋穿了。
聂积燕和护士抬着浴缸，准备上门。
新世界与旧世界去年11月的一天，冷空气抵达上海，气温降到只有几度。
我跟着聂积燕去河南中路531弄一户人家。这是一位名叫曹翠莲的74岁老人，同时患有脑梗、糖尿病和右侧肢体偏瘫。她的下肢已经伸不直了，也不能说话，但神志还算清爽。
距离翠莲上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一直等到天气极好的那天，家人再次为她预约洗澡。阳光打在附近南京路步行街上，这条街道遍布明亮富丽的商场，东方明珠和外滩就在不远处。宽阔的正街道往里延伸，分出多条岔道，长成独具老上海风味的弄堂。
531弄便隐藏其中。因为房子间距小，下午的阳光早已在这里熄灭，弄堂显得阴沉沉的，一股寒气在密集房子之间狭窄的弯道里窜动。
翠莲住在这些房子中的一间。一扇铁皮门背后，遮盖的是一个杂乱而又有序的空间——轮椅、木柜、餐桌把二十几平米的地方塞得满当当。其中一个木柜上，摆着一台带DVD的老电视，旧世界流行的电视剧《大宅门》正在屏幕里播放。翠莲躺在房间里侧的病床上，床铺紧贴着一面墙壁，上面挂着她与家人过生日、过节等不同时刻微笑的照片。
「照片都是专门挑出来的。」她的丈夫胡金泉介绍。胡金泉今年82岁了，说话声音又柔又轻，两腿弯曲，背部佝偻，是一个做事十分细致的老头。每天，他会把自己和翠莲要吃的五颜六色的药丸，分门别类装在一个带小方格的塑料盒子里。我们到达时，他正为翠莲准备洗澡要用的毛巾和衣服。
翠莲留着一头灰里泛白的短发，露出又高又光秃的前额。两条眉毛快要掉光了，眼皮也耷下来，但目光依然有神采，看得出来，胡金泉把她照料得很好。
去年12月，翠莲和金泉在医院里过圣诞。
翠莲洗澡时，胡金泉开始了他的回忆——妻子已经在病榻上躺了11年。发病是在一个糟糕的夜晚，一家人吃过了夜饭，翠莲突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呕吐。胡金泉怎么喊她都没反应，赶紧打电话喊救命车，送到附近一个大医院。医生一看，说是脑溢血，如果做开颅手术，只有一半存活的机会。胡金泉做了保守的选择，想让妻子慢慢恢复。妻子在医院昏迷了一个礼拜，醒来之后，左半脑的脑梗导致偏瘫。
生病前，翠莲留着一头短短的卷发，是江南造船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上海当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丈夫胡金泉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单位也十分体面。1970年，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在翠莲家。说起记忆中的第一印象，胡金泉腼腆地笑，「这个姑娘有点胖。」处了一年半，两个人很谈得来，胡金泉感到姑娘性格温和，老实肯干，讲好了就要去打结婚证。
一开始，他们跟着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几平的房子里，一直到单位分了房，情况才有所改善。平日里，他和翠莲各自去厂里上班，一个人工资36元，一个人工资56.5元，凑在一起，除去一家人的吃喝，把余钱攒下来，凑够数了，再给家里买大件。
这些接受洗澡的老人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又在动荡的岁月里长成青年，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上山下乡，分配进工厂的人是幸运的一批。结婚分房、攒钱买大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像如今的都市青年一样，他们是旧世界里的摩登青年和高级打工族，会蹬着一辆二八大杠上下班，坐慢吞吞的「辫子车」（上海老式无轨电车）到「新世界百货」逛商场，穿涤纶面料衬衫、连衣裙或喇叭裤去看电影。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放一天假。这一天，翠莲和金泉一般在家里打扫卫生，偶尔也去繁华的南京路兜商店，只看不买，但乐在其中。
再往后，生活的下一个阶段在两人面前展开。翠莲生育了一儿一女，得了产后高血压，但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抚育了孩子后，她从不给自己买东西，唯有一样，碰到节假日，她偶尔从市场带一束鲜花回家，最喜欢康乃馨和玫瑰。胡金泉偷偷把零花钱省出来，给翠莲买衣服和首饰。他买过最贵的是一块手表，195元，是他近四个月的工资。
「五十年一晃眼就过去啦。」胡金泉说。像这对老夫妻一样，那块手表现在也走不动了，钢质表带长了锈，变得老旧不堪，只好被锁进木柜抽屉里。
翠莲生了重病后，旧世界也在时代更迭中退场。南京路变得生疏了。再到商场里去，柜台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进去看一看，营业员要把人盯得不自在，反而没有了当年的乐趣。「有距离了。」胡金泉说。
除了过年给翠莲买衣服，他们也就不再去了。
在他们老去后，南京路又被新一代的年轻人占领。给翠莲洗完澡，刚好是周五晚上6点。年轻人结束了一周的工作，赶往外滩和南京路。中心城区热闹起来，出租车被堵在了宽阔的马路上。
新世界大商场里人潮涌动，伴着闪耀的霓虹灯，明星们代言的手表、护肤品、珠宝等各种奢侈品的广告在屏幕上滚动出现。
显然，这样的世界已经不属于翠莲和其他接受洗澡的老人——和那块旧手表一样，他们现在只剩下一副残败而充满病痛的身体，被禁锢在家里，甚至是一张病床上，被遗忘在了旧世界。
一位接受洗澡服务的老人，在年轻时拍的结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