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谈论生死，但永远会定格在第三人称，没有人习惯于在“你”“我”之间谈死。好像死跟我们没关系，世界上谁都会死，唯独我们不会一样。

路桂军用葬礼把“他死”，拉近成“我死”。

因为死亡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它可能随时来找你。

直面死亡，讨论死亡，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会多一份理性少一分惶恐。

而作为安宁医护工作者，路桂军又用“葬礼”把“我死”推延到“他死”。

路桂军希望，他的同事们都能设身处地地想到病人所处的情况——虽然没真正死过，但死亡是有共性的，这样才能有勇气和临终者一起直面生死。

中国的安宁疗护，一直是个大众陌生的话题。

2019年中国全年死亡人口是998万，但是真正得到安宁照顾的只有0.3%。

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忌讳谈生死，面对重病的亲人，我们习惯说，一定会好起来的，然后砸锅卖铁也要治病。

大家都没有勇气问问患者本人，如果生命真的来到了终点，最想怎么过，最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全力以赴。那如果患者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该怎么办，其实医生也是茫然的。

路桂军见过太多晚期病人，听过很多这样的哀求：“大夫你行行好吧，让我死吧！”

路桂军也见过崩溃的医生。

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呼吸困难，一直在用笔写给大夫：救我，救我，我不想死，求你救救我！

大夫当即崩溃，打电话给路桂军：“老路，你到病房来一趟，我实在受不了了！”

学医8年，临床工作7年，所有的老师都教给医学生要救死扶伤，却很少教过他们如何对待死亡。

路桂军说，其实让人欣慰的是，随着医学发展，控制身体的疼痛和不适，难度并不大。

现在早已有了比吗啡更好的止疼药，效果更好，成瘾性更轻，患者已经完全不用担心。

每当病人的疼痛被控制住了以后，他们都不再想死了。

谁不想多看世界两眼，跟老婆孩子在一起……

在路桂军的病房里，最不鼓励的就是让病人坚强。

很多人认为忍痛是一种美德，会褒奖那些隐忍的人。

他就见过非常坚强的患者，豆大的汗珠掉下来就是不喊疼，也不肯用止痛药，好像用了药，自己就输了一样。

路桂军曾经疗护过一位老人，这位老前辈有过很多了不起的事迹，一直被人敬仰。

他的子女、同事，都说他是非常坚韧又闪光的人。

在他生命的后期，单位安排他住进了安宁疗护病房。

每当医生问他最近感觉怎么样时，他都会很坚强地点点头，从来不说自己的疼痛和不适。

有时候，医生只能通过老人的面部表情来判断疼痛是否来袭。

路桂军觉得，老人的儿女或单位可能习惯了他的坚强，但是作为医生，他只希望老人这个阶段心里是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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