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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

事实上，每一趟极端通勤背后，都是一道付出和收益的计算题。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人的身体会随时发出警报，那个每天通勤6个小时的河北年轻人，在一次体检中查出窦性心律、多源房性早搏。天津医生郭志鹏，在开车过程中控制不住地心跳加速，这位心脏科医生终于开始忍不住担心自己的心脏。与此同时，他还要忍受由于长期站立手术导致的腰痛。另一位花两个多小时在动车里的铁路通勤职工，由于长时间处在气压失衡的封闭空间，听力出现了下降，他用“痛苦”来形容穿梭在隧道中的感觉。

精神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位每天从上海浦东张江通勤到徐汇漕河泾的33岁女士，一年之后，情绪绷得越来越紧，她从国庆假期第四天就开始为上班焦虑，也会因为想到通勤而失眠。在燕郊和北京之间往返的女孩苏河，因为那种被排挤出京的压抑感，不得不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将其归因于甲状腺激素紊乱。

但也有人觉得值得。今年9月开学，杨琳得到了搬入天津之后最好的反馈——女儿放学回家，第一句话是告诉她：“妈妈，我终于可以和小学一样，周围都是‘正常’读书的同学们了。”

对于张枫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极端通勤不过是在艰难的生活里，最简单的一件事——他想苦几年，再多赚点钱，买一套离市区更近的学区房，这份工作虽然远，但工资高了快一半。另一位将自己称作“深圳边角料女孩”的年轻人，主动放弃了走路10分钟的通勤，上车了每个月只需要580元的、远在大鹏区的公租房，不仅省钱，还可以躲避掉租房时“猥琐又爱占便宜”的二房东。那个住在乡镇、工作地点在苏州的女孩周歆，更没有选择了，她从事的是教培行业，但在乡镇，更多的工作是进流水线，服装厂、化妆品厂、机电厂。

▲等公交车时，周歆看到的晚霞。图/受访者提供

保洁阿姨芳姐也觉得值得。十九年前，她从铁岭的大农村外出谋生，只有保洁这份工作坚持了10年——虽然辛苦，但没有风险。她曾经做过小生意，结果是全部赔光。相比于困和累，芳姐更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来自于雇主，通勤路上，她总在暗暗祈求，不要遇到太苛刻的雇主。有一回，她打扫的是别墅，雇主嫌弃她的盒饭有味道，大东北的冬风里，芳姐蹲在别墅门口吃完了午餐。

极端通勤的人群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毕业的实习生。一个学校在上海松江、工作在长宁区淞虹路附近的00后男孩，感觉通勤就像“每天站着军训四个小时”，他还买过一个折叠板凳带上地铁，但不好意思拿出来坐。另一个在重庆学新闻的女孩，实习单位和学校的通勤距离超过两个半小时，她有不少同学去了互联网公司，每个月的实习工资是她的6倍。但她还是珍惜这份能够美化简历的工作——初出茅庐的学生，总是需要为经验付出代价。

平衡完得失之后，也有人会选择离开。

23岁的乔晶，今年刚参加工作，租下了距离公司通勤一个多小时的房子，才住了一个多月，就宁愿不要押金、换到了离公司更近的地方。在县城卖房的河南女孩瓶子，无法忍受工作上的不愉快，这让每天三小时的通勤时间变得不值，最终，她选择用辞职解决问题。

职场妈妈肖萧的离开则更加彻底，她计划明年离开上海，回到老家湖南，住进自己的房子，陪伴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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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在经历极端通勤之后，她感知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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