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困是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生理本能。王濛已经学会了在地铁上站着睡觉，这成为一种“基本操作”。一位通勤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为了抢地铁位子而5点起床的网友，惊讶又不意外地发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哪怕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坐上地铁，但到了9点，工位上的同事们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他就已经困了。
完整睡眠的代价，是高昂的房租。深漂女孩孟思思选择住到南山区的公司附近，在家里就能看见公司的银色大楼。有一回，眼看要迟到了，她还没有下地铁，就已经进入公司打卡软件范围。她的房租是每月6000元，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
与之相反，另一位乘坐沪昆高铁通勤的女孩，不舍得多花房租，也想节约通勤费，她没有忘记在12306上积累的上万积分，1积分可以抵扣1分钱，她兑换了10张票，节省下265.5元。
1996年出生的上海女孩袁飒，也愿意牺牲睡眠时间，花一个半小时、乘坐13站地铁去上班。她住在上海浦东郊区，一个月的房租只需要2300元，省下来的钱，她都用去做了医美项目。她最青睐的项目是骨膜，往眉骨、鼻子、苹果肌里注射液体，还打过8回瘦脸针，前后花了接近20万。她还想继续攒钱，因为骨膜效用是5年，而瘦脸针只能管半年。
03
职住分离
极端通勤的人们发现，生活的容错率正在变小，时间成了一切的主导。从萧山前往余杭通勤的上班族小嘉说，23站的地铁，让自己约饭的选择变得局限——回家去附近吃，吃到饭的时间太晚；在公司附近吃，吃完饭的时间太晚，会赶不上地铁，“来回预留3小时的行程，足以击溃一切social的欲望”。
极端通勤在消解生活的趣味。比如凌晨5点起床的方桦，总是缺席朋友们在晚上11点之后的活动，因为担心早上睡过头错过班车。她连生物钟也开始和朋友们错位，对方晚上发来的信息，她总是在早晨6点才回复过去，来不及给失恋的朋友送上安慰。年轻的男孩陈真，只能把每天的游戏时间安排在两个小时的通勤路上，再也没法和朋友们“一起开黑”。地铁上，他玩了一把长达40分钟的单人游戏金铲铲后，抬头叹了口气：“地铁怎么还没到站？”
▲早晨6点，方桦出门乘坐班车。图/受访者提供
极端通勤，本质上是职住分离。对没有买房、也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们来说，把钱花在睡觉上，和把钱省在睡觉上，差别并不大。但对一个家庭来说，极端通勤的痛苦是更具象的。
上海的工程师张枫，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有一回，孩子把自己反锁在家，孩子奶奶急得不行，求助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邻居——因为知道儿子太远，指望不上，“现在一般突发情况，我妈就不告诉我了”。另一位上海职场妈妈肖萧，把时间都耗费在通勤和工作中，陪伴孩子很少，她有些后悔地发现，因为家里老人的宠溺，两岁半的孩子至今需要大人喂饭。
下班时间，在北京上班的新手妈妈小安背着整包母乳踏上归途。她在和时间赛跑，2个小时之内，这包被称作“软黄金”的母乳，就会出现一粒粒的白色固体颗粒物，然后散发出难闻的馊味和酸味。但小安的目的地远在河北，要让宝宝喝上母乳，她要再挤1个小时地铁、坐20分钟高铁，以及骑30分钟电动车。为此，她准备了一个保温袋，白天在公司吸奶之后，再从公司吧台的制冰机里取出冰块，和母乳一起装进焖烧罐，再放进保温袋。
和她有类似烦恼的年轻妈妈不在少数。一位刚刚结束产假的妈妈，着急地在社交平台询问合适的背奶包：“我的通勤时间是一个半小时，马上要回归职场，不知道咋弄？”并附上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即便孩子长大，通勤难度也不会降低，甚至有一部分父母，主动选择职住分离。早晨7点，天津津南区，妈妈杨琳给两个孩子做好早餐后，再驱车两个小时前往北京朝阳，和客户确认合同。杨琳正在习惯这样的生活，今年8月，她刚刚把户口落在“环津四区”之一的津南，选择这里被杨琳称作“唯一的办法”。
二十多年前，杨琳大学毕业，定居北京，在这里成家、买房、立业，只有孩子的教育成为最难解的题——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女儿被分配到通州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杨琳开车去看了，学校建在破旧的小区里，连大门都没有。
杨琳无法忍受这样的落差。她考虑过，过两地通勤的生活，比积分落户北京更简单。最终，她花了200万在津南买房，要是女儿成功考上了“十五所”（指天津十五所重点高中），就“相当于半只脚迈进了985的大门”，她就再拼一拼市里平均房价高出现在三倍的房子。
在天津陪读的北漂妈妈，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建忠常年在北京和天津武清之间往返，他回忆，这几年来，高铁上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武清到北京的距离只有87公里，每天，京津城际铁路会在这两个城市来回30次，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像迁徙鸟一样乘着高铁来来往往。一位刚刚来这里的妈妈成了“当代孟母”，此前，她跟着父亲搬迁到沈阳，又跟着丈夫搬迁到北京。现在，为了儿子念书，她又来到了天津。
▲每天下班出地铁时天都黑了，肖萧唯一一次出地铁时看到天亮，是孩子发烧请假提前回家。图/受访者提供
04
城市的褶皱
城市圈在扩张，催生了“睡城”的诞生——如燕郊之于北京、昆山之于上海，一线城市的周边区域，总是无法逃离成为睡城的命运，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住进了城市之间的褶皱里。
选择在昆山和上海两城之间通勤的晓妍，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今年6月，她和男友代疆住进了买在江苏昆山的婚房。70平方米的房子，210万元，几乎是两家人全部的积蓄。
买房之前，两人曾去昆山花桥镇看过房——那是江苏和上海的交接处，房地产商和房产中介向他们极力推销着这块地皮，打出的招牌是“不是上海，就在上海”。代疆看着这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还是觉得比较魔幻：就几十米的距离，怎么对面的房价就贵了一万块？
距离北京CBD大约40公里的燕郊，是更为知名的“睡城”。乘坐大巴车从燕郊去北京上班的女孩苏河，总是要卡好时间点，保证自己有位可坐。她害怕自己没有座位，就只能坐到过道里的小马扎上，身高和视野都有些低人一等，就好像居住在燕郊的感觉——她所有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自从住到燕郊之后，大家约饭都要将就她的时间、她的地点，以避免她没法安全回家。坐在小马扎上，苏河情绪几近崩溃，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回来去地通勤？”
疫情之后，“睡城人”的出行变得更为艰难。5月份时，一位住在燕郊的出租车司机，由于担心回家之后无法再返京，20多天没有回家，开车在整个北京城流转，晚上直接睡在路边。在早高峰的燕郊白庙检查站，小元骑着电动车，和车流人群汇在一起，等待交警检查通勤证。有时候，进京的队会堵到大上午，皮质坐垫被晒得滚烫，皮质的异味被激上来，熏得小元的头嗡嗡地疼。人群里，有人不甘地叹气，“再近，也不是北京”。
一个新趋势是，北上广深之外，极端通勤人群正在从非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各地城市的变迁，正在慢慢改造年轻人的生活。
济南女孩方桦，之所以需要横跨120公里去上班，是因为单位把新楼建在了济南新区。在通勤路上，方桦看到，越来越多的楼盘和产业大楼，在这一路上陆续拔地而起。近几年来，济南城区一直在向东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城市以东的位置，西边则变成了康养之地，济南的著名景点都盘踞在了这一头。这甚至影响了方桦的婚恋规划：“再有人介绍，要问清楚对方是不是也住在东边儿。”
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阿瑜，几个月前刚接到通知，公司的班车时间又提前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在7:50前到公司，班车的发车时间变成了6:10。阿瑜所在的单位属于重工业行业，这几年来，市区的制造企业都要搬迁至周边，职工也就只能跟着奔波，那些曾经在原厂区附近买房定居的职工，如今反而成为离家最远的一批人。
有的人住在市中心，面临着工作地点的外扩，也有一部分年轻人，选择县里买房、城里上班的生活——那里有更好的工作和薪资。24岁的周歆，一直坐公交车从苏州乡镇到市区上班，往返3小时，而错过一趟，就再等20分钟。周歆只坚持了一个月，就买了辆车。不过，油费占到工资的五分之一。
也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开始下沉到区县，比如河南洛阳。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洛阳女孩瓶子，想要在市区里找到地产项目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在市区，几年的疯狂扩张后，地皮基本被瓜分干净，开发商开始抢占县里的地盘。瓶子应聘了好几回，对方最起码的要求都是：“你得同意到县里工作。”
为了让来自市里的年轻人在县城买房，房地产公司想尽办法。比如业主孩子上楼盘周边的私立学校，能直接降10分录取。诸如宜阳、伊川这些紧挨着洛阳的县城，力度则更大，部分高速会对洛阳牌照的车辆免高速通行费。
各方驱动之下，不想买二手房又买不起市区新房的年轻人，成为了县城新房的买主，随之成为极端通勤大军的一员。
▲图/电视剧《我的解放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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