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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千万人极端通勤:有人单程3小时 具体情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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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困是每个人都无法控制的生理本能。王濛已经学会了在地铁上站着睡觉,这成为一种“基本操作”。一位通勤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为了抢地铁位子而5点起床的网友,惊讶又不意外地发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哪怕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坐上地铁,但到了9点,工位上的同事们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他就已经困了。

完整睡眠的代价,是高昂的房租。深漂女孩孟思思选择住到南山区的公司附近,在家里就能看见公司的银色大楼。有一回,眼看要迟到了,她还没有下地铁,就已经进入公司打卡软件范围。她的房租是每月6000元,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

与之相反,另一位乘坐沪昆高铁通勤的女孩,不舍得多花房租,也想节约通勤费,她没有忘记在12306上积累的上万积分,1积分可以抵扣1分钱,她兑换了10张票,节省下265.5元。

1996年出生的上海女孩袁飒,也愿意牺牲睡眠时间,花一个半小时、乘坐13站地铁去上班。她住在上海浦东郊区,一个月的房租只需要2300元,省下来的钱,她都用去做了医美项目。她最青睐的项目是骨膜,往眉骨、鼻子、苹果肌里注射液体,还打过8回瘦脸针,前后花了接近20万。她还想继续攒钱,因为骨膜效用是5年,而瘦脸针只能管半年。

03

职住分离

极端通勤的人们发现,生活的容错率正在变小,时间成了一切的主导。从萧山前往余杭通勤的上班族小嘉说,23站的地铁,让自己约饭的选择变得局限——回家去附近吃,吃到饭的时间太晚;在公司附近吃,吃完饭的时间太晚,会赶不上地铁,“来回预留3小时的行程,足以击溃一切social的欲望”。

极端通勤在消解生活的趣味。比如凌晨5点起床的方桦,总是缺席朋友们在晚上11点之后的活动,因为担心早上睡过头错过班车。她连生物钟也开始和朋友们错位,对方晚上发来的信息,她总是在早晨6点才回复过去,来不及给失恋的朋友送上安慰。年轻的男孩陈真,只能把每天的游戏时间安排在两个小时的通勤路上,再也没法和朋友们“一起开黑”。地铁上,他玩了一把长达40分钟的单人游戏金铲铲后,抬头叹了口气:“地铁怎么还没到站?”

▲早晨6点,方桦出门乘坐班车。图/受访者提供

极端通勤,本质上是职住分离。对没有买房、也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们来说,把钱花在睡觉上,和把钱省在睡觉上,差别并不大。但对一个家庭来说,极端通勤的痛苦是更具象的。

上海的工程师张枫,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有一回,孩子把自己反锁在家,孩子奶奶急得不行,求助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邻居——因为知道儿子太远,指望不上,“现在一般突发情况,我妈就不告诉我了”。另一位上海职场妈妈肖萧,把时间都耗费在通勤和工作中,陪伴孩子很少,她有些后悔地发现,因为家里老人的宠溺,两岁半的孩子至今需要大人喂饭。

下班时间,在北京上班的新手妈妈小安背着整包母乳踏上归途。她在和时间赛跑,2个小时之内,这包被称作“软黄金”的母乳,就会出现一粒粒的白色固体颗粒物,然后散发出难闻的馊味和酸味。但小安的目的地远在河北,要让宝宝喝上母乳,她要再挤1个小时地铁、坐20分钟高铁,以及骑30分钟电动车。为此,她准备了一个保温袋,白天在公司吸奶之后,再从公司吧台的制冰机里取出冰块,和母乳一起装进焖烧罐,再放进保温袋。

和她有类似烦恼的年轻妈妈不在少数。一位刚刚结束产假的妈妈,着急地在社交平台询问合适的背奶包:“我的通勤时间是一个半小时,马上要回归职场,不知道咋弄?”并附上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即便孩子长大,通勤难度也不会降低,甚至有一部分父母,主动选择职住分离。早晨7点,天津津南区,妈妈杨琳给两个孩子做好早餐后,再驱车两个小时前往北京朝阳,和客户确认合同。杨琳正在习惯这样的生活,今年8月,她刚刚把户口落在“环津四区”之一的津南,选择这里被杨琳称作“唯一的办法”。

二十多年前,杨琳大学毕业,定居北京,在这里成家、买房、立业,只有孩子的教育成为最难解的题——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女儿被分配到通州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杨琳开车去看了,学校建在破旧的小区里,连大门都没有。

杨琳无法忍受这样的落差。她考虑过,过两地通勤的生活,比积分落户北京更简单。最终,她花了200万在津南买房,要是女儿成功考上了“十五所”(指天津十五所重点高中),就“相当于半只脚迈进了985的大门”,她就再拼一拼市里平均房价高出现在三倍的房子。

在天津陪读的北漂妈妈,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建忠常年在北京和天津武清之间往返,他回忆,这几年来,高铁上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武清到北京的距离只有87公里,每天,京津城际铁路会在这两个城市来回30次,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像迁徙鸟一样乘着高铁来来往往。一位刚刚来这里的妈妈成了“当代孟母”,此前,她跟着父亲搬迁到沈阳,又跟着丈夫搬迁到北京。现在,为了儿子念书,她又来到了天津。

▲每天下班出地铁时天都黑了,肖萧唯一一次出地铁时看到天亮,是孩子发烧请假提前回家。图/受访者提供

04

城市的褶皱

城市圈在扩张,催生了“睡城”的诞生——如燕郊之于北京、昆山之于上海,一线城市的周边区域,总是无法逃离成为睡城的命运,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住进了城市之间的褶皱里。

选择在昆山和上海两城之间通勤的晓妍,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今年6月,她和男友代疆住进了买在江苏昆山的婚房。70平方米的房子,210万元,几乎是两家人全部的积蓄。

买房之前,两人曾去昆山花桥镇看过房——那是江苏和上海的交接处,房地产商和房产中介向他们极力推销着这块地皮,打出的招牌是“不是上海,就在上海”。代疆看着这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还是觉得比较魔幻:就几十米的距离,怎么对面的房价就贵了一万块?

距离北京CBD大约40公里的燕郊,是更为知名的“睡城”。乘坐大巴车从燕郊去北京上班的女孩苏河,总是要卡好时间点,保证自己有位可坐。她害怕自己没有座位,就只能坐到过道里的小马扎上,身高和视野都有些低人一等,就好像居住在燕郊的感觉——她所有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自从住到燕郊之后,大家约饭都要将就她的时间、她的地点,以避免她没法安全回家。坐在小马扎上,苏河情绪几近崩溃,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回来去地通勤?”

疫情之后,“睡城人”的出行变得更为艰难。5月份时,一位住在燕郊的出租车司机,由于担心回家之后无法再返京,20多天没有回家,开车在整个北京城流转,晚上直接睡在路边。在早高峰的燕郊白庙检查站,小元骑着电动车,和车流人群汇在一起,等待交警检查通勤证。有时候,进京的队会堵到大上午,皮质坐垫被晒得滚烫,皮质的异味被激上来,熏得小元的头嗡嗡地疼。人群里,有人不甘地叹气,“再近,也不是北京”。

一个新趋势是,北上广深之外,极端通勤人群正在从非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各地城市的变迁,正在慢慢改造年轻人的生活。

济南女孩方桦,之所以需要横跨120公里去上班,是因为单位把新楼建在了济南新区。在通勤路上,方桦看到,越来越多的楼盘和产业大楼,在这一路上陆续拔地而起。近几年来,济南城区一直在向东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了城市以东的位置,西边则变成了康养之地,济南的著名景点都盘踞在了这一头。这甚至影响了方桦的婚恋规划:“再有人介绍,要问清楚对方是不是也住在东边儿。”

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阿瑜,几个月前刚接到通知,公司的班车时间又提前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在7:50前到公司,班车的发车时间变成了6:10。阿瑜所在的单位属于重工业行业,这几年来,市区的制造企业都要搬迁至周边,职工也就只能跟着奔波,那些曾经在原厂区附近买房定居的职工,如今反而成为离家最远的一批人。

有的人住在市中心,面临着工作地点的外扩,也有一部分年轻人,选择县里买房、城里上班的生活——那里有更好的工作和薪资。24岁的周歆,一直坐公交车从苏州乡镇到市区上班,往返3小时,而错过一趟,就再等20分钟。周歆只坚持了一个月,就买了辆车。不过,油费占到工资的五分之一。

也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开始下沉到区县,比如河南洛阳。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洛阳女孩瓶子,想要在市区里找到地产项目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在市区,几年的疯狂扩张后,地皮基本被瓜分干净,开发商开始抢占县里的地盘。瓶子应聘了好几回,对方最起码的要求都是:“你得同意到县里工作。”

为了让来自市里的年轻人在县城买房,房地产公司想尽办法。比如业主孩子上楼盘周边的私立学校,能直接降10分录取。诸如宜阳、伊川这些紧挨着洛阳的县城,力度则更大,部分高速会对洛阳牌照的车辆免高速通行费。

各方驱动之下,不想买二手房又买不起市区新房的年轻人,成为了县城新房的买主,随之成为极端通勤大军的一员。

▲图/电视剧《我的解放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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