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安倍辞职到2012年再度上台的5年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度依赖美西方国际体系的日本深受冲击。自民党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权以及后续的民主党三届内阁均陷入困局。
美欧霸权相对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并不断拉大彼此的差距。
国际权力结构、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化，各领域秩序、规则、话语权之争日趋激烈，日本的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日益增长，对“强人政治”的需求更趋迫切。
当时《读卖新闻》社论曾这样说，由于频繁更替首相，外国领导人甚至无法记住日本领导人的名字，“这对日本而言是一种耻辱”。
这种具有“悲情”色彩、更加强硬对外主张的战略心态与舆论氛围，成为安倍再度上台并得以维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
再任首相后的安倍凭借派系资源与政治手腕，掌控了党内最高权力，率领自民党连续6次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同时，安倍将自身右倾保守政治观与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紧密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理念，即通过战略行动，让日本“重新强大起来”。
△2013年2月，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讲演。
实际上，早在首任首相期间，安倍就开始推动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国民投票法》，出台《海洋基本法》等。
2012年后的超长任期中，安倍系统性强化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自立”与“自主”，试图拓展更大“战略空间”。
不容忽视的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通过进一步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村山谈话”等既有历史表态、推动“战后外交总决算”等方式，加速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在亚洲邻国中引发普遍担忧。
02/“战略性外交”与地缘竞争思维
“安倍时代”，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日本努力适应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安倍路线”的基本思路是，以安全领域的“突破”为切入点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利用多元化外交手段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这些突破的担忧和疑虑显而易见。
除推动修宪议程、支持自卫队入宪外，在安倍主导下，日本在2013年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成立日本版国安会（NSC），两度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
2014年以内阁政令方式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2015年出台《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即所谓“新安保法”。
积极强化“自主防卫力量”，探讨拥有对敌攻击能力并引进大型化、攻击性武器装备平台，积极推动对外防务合作，推动外交政策安全化。
在安全领域，安倍所推动的“改革”全面涉及战略体制、法制框架、执行机制、力量建设各层面，不仅承袭了战后日本保守势力谋求突破战后体制、实现“安全自主”的基本思路，更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外向性和攻击性。
其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加速推进日本“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这些动向预示着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目标出现巨大转变，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
△2020年1月，日本多地爆发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向中东派遣自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