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的落幕，似乎面对的挑战更大。

程啸指出，因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必需而收集的大量个人信息，尤其是其中的行踪轨迹、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应警惕将来被用作其他用途，来谋取非法利益。健康码背后蕴含了大量有价值的个人信息，应严格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不能随意扩大应用场景。严格依法处理个人信息，禁止非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

无论是健康码、行程卡，均是基于风险管控来进行数字化的治理技术，三年来在为各地防控疫情做出重要支撑外，数字化治理也出现了权力滥用的情形。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公共部门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合理合法地行使日益强大的数据权力，变得尤为重要。程啸认为，利用收集的个人信息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出行、就诊等进行管理控制变得更为容易，应警惕不受制约的数据权力。

随着新十条提出“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健康码又将何去何从？

个人健康码数据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健康信息等，每类包含不同的具体数据条目。以国家标准《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格式》中对健康码数据结构作为参考，健康码涵盖大量个人信息。

国内多地的健康码由各地政府主导开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各地都有一套自己的健康码，里面涵盖了大量详细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将何去何从仍没有明确说法。”国内一位公卫专家表示。在他看来，“一些地方健康码运营方的法人角色较模糊，缺乏明确的责任承担方。”

据媒体梳理发现，健康码赋码规则主要由各省级行政单位制定，而在不同的省份，主管单位并不相同。例如，北京市“健康宝”主管单位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管理局；江苏省“苏康码”主管单位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健康码主管单位为湖南省卫健委；而辽宁省“辽事通”的主管单位为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和省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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