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谏言降负债、反对多元化的事，在一次公司干部大会上大受批评，而且还批评了很长一段时间，大致的意思就是我格局不够、认识不到公司重大战略。这事恒大的很多高管、员工都知道。刚入职，本打算有所作为，结果就遇到了挫折，对我打击不小，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并不足够了解企业文化。

当然，我依然认为，人要忠于所事，我该讲的都讲了，只是没效果；我做了该做的，但最后每个人的观点立场不同。研究只能起辅助作用，不可能越俎代庖代替决策者拍板。在此之后，随着行业和金融监管趋严，我也继续多次分析形势和提示风险。

而且坦诚地说，站在当时的情形下，大规模举债造新能源汽车也很难绝对的讲对错。回头来看新能源确实是好赛道，但相比自己从头开始直接造车，如果采取股权投资入股国内排名靠前、有一定基础的新势力车企以及新能源电池企业的方式，然后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商场如战场，成败就在一念间。客观地说，经济发展有时需要冒险精神，只是社会往往以结果论，成王败寇。而经济学者往往拘泥于理论和成见，在实践上大多为保守派，只能以专业严谨的研究进行利弊情景分析，最终还是不能也无法代替决策者去决策。

二、长年在北京、不在深圳总部，也不在公司核心决策层

后来，我长年在北京，公司总部却在深圳，我一个月去深圳平均不过几天，也完全谈不上公司的核心决策层。很多会议我也参加不了，很多情况不了解，倒也超脱。

在北京的三年，因为远离总部和具体事务，反而得以沉下心来做学术、宏观、行业研究。我带着团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全球房地产、新基建、人口形势、放开三孩等课题，弄清楚了很多问题，先后出版了《中美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新基建》、《全球房地产》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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