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底，汤某涛被关进看守所后，汤小甜遭到了来自父亲家族长辈的辱骂——他们打来电话质问，“他年纪这么大，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走？”
三叔的辱骂最具有伤害性。2021年12月31日，三叔加回汤小甜的微信，从下午14:35开始，用尽恶毒的语言辱骂汤小甜，一直骂到19:00。“到处说自己被强奸了，你要脸吗？”三叔诅咒她，“记住，你的一生会和你妈一样！”
他还要求汤小甜“还钱”。汤小甜算了算，读书那些年，三叔给她的钱约在2万至2.5万之间。当天，汤小甜哭得没有力气，冷静下来后，她给三叔转账5万，“加倍奉还”。她在微信中对三叔说，“请不要诅咒我的母亲。她的不幸来自于年轻时错误地嫁给了您的亲哥。”
但三叔仍不罢休。“你把‘强奸’两个字挂在嘴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要不要脸？你还是没结婚的女孩子啊。”“对你看错了眼，当初他一分钱就不该给你，你活该饿死最好。”最后，三叔提到，小时候，母亲带着幼年的汤小甜去深圳，“像两个要饭的”。他说自己为母女俩安排住招待所，请吃饭，请假带她们玩，“所有一切换来你及狗男人（男友）的骂。”
汤小甜说，三叔的确对她很好。每次父亲不给钱时，她对三叔哭诉，三叔都会掏出一两千，“虽然不多，但对当时的我的确是救命钱。”高三毕业的暑假，她去深圳讨钱，爸爸不理她，是三叔打车带她去看了电影《阿凡达》。“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电影。三叔其实不感兴趣，看到一半他都睡着了。”因此，过去很多年，汤小甜对三叔寄托了一种父亲般的情感。
但三叔在哥哥性侵侄女的事情上，却没有任何干预。此次汤某涛被警方传唤后，三叔给汤小甜打电话，“他说，大哥就算杀人，他也要给他送饭，给他请律师。”
因为三叔的羞辱，汤小甜差点要放弃了，“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对的，双方生活都步入正常了，我不应该把自己弄到这么‘不要脸’的地步。”
“一直到一审结果出来前，我都非常难熬。”汤小甜说，在郑州公安局里，她对着不同的警察不停复盘过去的遭遇。她担心“不停地复盘，最后报警带来的收益是零”。
直到去了非洲，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习俗，之前的压迫感似乎才一放而空。她心情变好，重新勇敢起来。回过头看，汤小甜觉得，吐露和复盘这些在内心郁积多年的遭遇，不但不是“耻辱”和“二次伤害”，反而“对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
去了非洲，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压迫感似乎一扫而空
“有父母，还不如没有”一审结果出来，汤小甜感到一丝开心——但不是那种复仇成功的快感，“就是看到一个人，终于有了恶报，一件事终于有了一个正义的结果。并不是我赢得了什么，而是顺理成章的，本该如此。”
她也不认为事情就此结束，“还需要那些对犯罪漠视、助纣为虐的人认识到错误并道歉。”
比起父亲的伤害，汤小甜觉得，这13年，母亲带给她的是更深层次的伤害。
2021年底报警前，汤小甜就敦促母亲去公安局作证，但刘芳“找出千种理由拒绝”；汤某涛被起诉至法院后，刘芳劝女儿，“汤某涛力量很大，你斗不过他的”。汤小甜看得到母亲身上根深蒂固的“懦弱、愚昧”，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为了挽回女儿，刘芳终于答应作证。8月庭审前一天，她从老家赶到郑州，和万淼焱一起，给侦办此案的刑警送去了家乡特产——咸鸭蛋和挂面，“这样难的案子都破了，（警察）该得1000分”。但当天深夜，刘芳又打退堂鼓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我又说不过他。”万淼焱立刻给她鼓气。
第二天，刘芳勇敢出庭了。她说，从2009年女儿上大学到2016年研究生毕业，因为学费问题，她每次放假都让女儿去找汤某涛要钱，“每次一星期到半个月不等。只是每次回来，女儿都给我说，被她父亲猥亵了。不是摸胸就是摸下体。”
2009年第一次猥亵后，女儿给刘芳打电话哭诉，“说不想活了”。刘芳向河南110报了警，又打给深圳警方，但因她表述模糊，事情不了了之。“我心里是很难过。总希望下次会好的。”她还安慰女儿，“他是医生，是你父亲，没事的。”
她还回忆，2013年暑假女儿从郑州姑姑家回来后，变得“脾气很差，经常哭，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我问她，她也不说。”刘芳对法庭陈述道，“还有几次差点自杀，有几回还让我拿刀把她爸爸砍死。要是能砍死，她就什么都听我的。”
2013年的博客中，汤小甜常常为学费苦恼，害怕失学。
直到2021年10月底至11月回国，汤小甜还是“一直哭闹，说很痛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至于刘芳做了饭，女儿不吃，也不跟她说话。后来，还是女儿的男友马克告诉她，汤小甜在2013年被汤某涛强奸了，这些年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
刘芳的陈述构成了本案的有力证言之一。但汤小甜说，妈妈之所以愿意去派出所协助报警、出庭作证，是在她“断绝母女关系”的威胁之下才做出的。汤小甜还听到，后来刘芳去跟她自己的朋友聊天，朋友也说，“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这让刘芳再次强化了自己当年“没错”的想法。
因此，她认为妈妈的那些妥协，只是出于权衡利弊，并不能证明她真的“反省、悔悟”。
自2016年出国后，汤小甜就逐渐不再和妈妈联系。最近两年更是接近“断了母女关系”。汤某涛被刑拘后，汤小甜回到非洲，拉黑了母亲的微信和电话。从那以后至今，都是男友马可在母女俩中间斡旋、传话。
“见到我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只要见到她，我就会出现应激反应，情绪崩溃。”汤小甜说。甚至别人劝她和妈妈和好，她也不能忍受。她尝试去看一些“治愈母女关系”的书，但只要看上几页，就失去了耐心。“实际上，我对我妈的仇恨不亚于对我爸的仇恨。”汤小甜说，在“不能原谅”这件事情上，爸爸和妈妈两个人是“地位平等的”。
“我无法理解一个父亲为什么会性侵自己的女儿；我也同样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明知道自己的女儿被亲生父亲，或者陌生男人性侵的时候，还可以无动于衷。”汤小甜说。
庭审前，有关此案的新闻报道下方，有网友评论说，“那是被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两个人背叛的感觉”——这则评论击中了汤小甜的内心。
“承认自己不爱自己的母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承认自己有一个很垃圾的母亲，承认她不配做母亲，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汤小甜觉得，这些话，说出来会很伤人，因此她不愿见到妈妈。某种意义上，汤小甜把自己看成一个“孤儿”，“有时候我想，我这种有父母的，还不如那些没有父母的好。”
直到今天，刘芳一直没有向女儿道过歉。也因此，汤小甜说，“我没有办法原谅她”。
不做“房思琪”在观念上，汤小甜和代理律师万淼焱有着某种契合——两人都表达过对台湾女作家林奕含那本影响巨大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不喜欢”。
万淼焱说，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女生看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导致“阴影放大，创伤加重了”，“她们忽略了那是天才女作家的小说，虽然是自传性的。”汤小甜就是如此。2017年3月，看了这本“心理描写非常细腻”的书后，她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并被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做心理咨询。但她觉得，“这种事情，需要自己去疏解，光靠外部力量，作用还是很薄弱的。”
2017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为汤小甜开具的处方，分别为失眠、抑郁性精神障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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