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庭审记录看，汤某涛显得慌张，表达语无伦次，反复强调“有一半指控是虚假的”“要学费是一个谎言”，声称此事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说自己被汤小甜的母亲刘芳“算计了”，是“她幕后操纵导演，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一个阴谋。汤小甜表演陷害我”。
在侦查和庭审中，汤某涛均承认了从2009年至2013年多个时段，对女儿的强制猥亵行为，并当庭表示“这是错误的，我现在深深地认这个罪”。但他否认2013年6月底的强奸，称“并未插入”。
11月4日，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汤某涛作为被害人汤小甜的父亲，罔顾人伦，对亲生女儿实施强奸行为，并长期、多次对汤小甜实施猥亵，且有在汤小甜未成年期间对其多次猥亵的情形，导致汤小甜长期失眠、精神抑郁，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应予从重处罚。”
最终，汤某涛因强奸罪被判刑8年，因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刑5年，两罪并罚共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按照刑法，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期为五年以内，追诉期不能超过五年；强奸罪的刑期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是汤某涛的强奸行为发生在猥亵的追诉期内，所以猥亵罪的追诉期限从强奸之日起计算。”代理律师万淼焱说，“是刑法的规定让他罪有应得。”
两次录音一般来说，由于性侵案件多发生在隐秘空间和特殊人物关系间，往往面临证据缺乏问题。而汤小甜控告汤某涛强奸、强制猥亵一案，在过去9至13年之后，却得到了充足的证据支撑，堪称一个奇迹。
一审判决书，称汤某涛的行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两罪合计判刑12年半。
例如，判决书中法庭认定的多起事实中，2009年12月寒假第一次遭受性侵的情节，“有被害人汤小甜的陈述，证人刘芳（汤小甜母亲）的证言，某大学学生证及学费收据，2011年10月29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被告人汤某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2013年6月底的强奸事实，“有被害人汤小甜的陈述，证人刘芳、陆某、白某、杨某（三人均为汤小甜的朋友）的证言，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汤某涛对话录音，被告人汤某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11年、2021年的两次相距十年的录音。
2011年10月，汤某涛的新婚妻子已怀孕，他到汤小甜的学校，父女二人有一次半小时的谈话。一万多字的文字整理稿中，17岁的汤小甜处在弱势——只说了500个字左右。汤某涛对汤小甜实施了大量的精神控制和洗脑，“所有女孩的第一次都是跟爸爸的”，“爸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让你知道男人。因为你是单亲家庭，没见过男人的东西，都让你知道了。爸爸怕你好奇，怕你被别人骗了。”
2011年10月的谈话中，汤小甜用诺基亚手机视频录音，这是视频中的一个河边画面。
在谈话中，汤某涛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强调“爱（性爱）”，“爱爸爸，爸爸会珍惜你，爱惜你”，“一辈子，爸爸最爱你，你是我最后的爱，我是你第一个爱”。记者粗略统计，这次谈话中，汤某涛提及“爸爸爱你”或“爱爸爸”意思的表达近30次。
他甚至主动谈及此前对女儿的猥亵行为，“（2011年）放暑假的时候，怎么跑了呢？是因为那子（方言）爸爸抱你是吧？爸爸抱你，爸爸下面有反应了是吧？”
为了让17岁的汤小甜“放得开”“想开一点，不要笨”，汤某涛告诉女儿，“任何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第一个男人就是爸爸，最爱的、第一个爱的男人就是爸爸。”他还说，“有些东西就是虚伪的、虚假的、骗人的。法律就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伦理道德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的。”
汤某涛劝说汤小甜寒假再去深圳，诱导她同意发生关系。并在接下来“买笔记本电脑”的话题中，将其作为交换条件，“只要答应爸爸，爸爸什么都给你”。
汤某涛没发现女儿在录音。他甚至预测到未来可能的“刑事危机”，暗示女儿，“你肯定也不会害爸爸，对吧。爸爸很惨，现在去坐牢了，你一分钱都没有了，而且名声还难听是吧。假设我要犯罪了，我要死了，我（现在）又领结婚证了，那第一继承人就变成她（新任妻子）了，是吧？”
第二次录音发生在2021年。当时，汤小甜已经找到了律师万淼焱。在后者指导下，她去深圳约见父亲。在此之前，父女俩已经断绝往来8年。
在广场边的凳子上，汤小甜以“即将结婚”为由，跟父亲谈了许多往事。谈话中，汤某涛承认了长达三四年时间里，对女儿实施的多次猥亵和一次强奸。他还补充了汤小甜早已忘记的“完事后，我让你去卫生间洗洗”等细节。在这次“告别过去”的谈话中，汤某涛依然“深情”表达了对女儿身体的渴慕。这次，汤小甜录了音，不远处的男友用摄像机录了像。
今年8月的庭审中，汤某涛承认，这两次，他都对录音不知情，因此所说的话都是“无心的”。他试图以此证明自己被陷害了，但对法庭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两份录音的真实性。
“抖腿勾引”汤小甜几次试图抗争和逃避。
她第一次去深圳，因晕车昏睡被父亲摸胸，又因被诊断为阴道炎后被父亲塞药之后，打电话求助母亲。未果。回到老家后，她再次提起此事，母亲的回答是，“你爸爸说，你老是抖腿，勾引他。”妈妈还对她讲起邻居家某个继父和女儿发生性关系的事，某个爷爷对孙女进行猥亵的事。汤小甜觉得，仿佛在妈妈眼里，这种行为只是稀松平常的，并不需要阻止或报警。
她从此知道，妈妈是靠不住的，“说了也没用”。
无人制止，让汤某涛变得更肆无忌惮。
2010年底，大二寒假，汤小甜第二次去深圳问父亲要钱。遭到猥亵后，她强烈抗拒，被父亲打了一巴掌，一气之下离开家，去了同在深圳工作的三叔家。她对三叔讲了自己的遭遇，又对妈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但两个长辈对此无动于衷。“大家好像把它当作一个丑事。”汤小甜尤其看清了母亲的“麻木，没有同理心”，“她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是别人家小孩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
此后3年，一次次遭受父亲的猥亵甚至被强奸后，汤小甜再也没对妈妈讲过。
2021年12月初回到国内，汤小甜决定报警的时候，刘芳还劝女儿，“你不要报警。你爸爸力量很强大，你根本斗不过他。”汤小甜看到了妈妈那种“骨子里传统女性的劣根性”，“就是那种‘男人都很强，女人都很弱，女人就应该逆来顺受’的思想。”
最初，汤小甜也对报警、起诉没多大信心。但随着各项程序的进展，她的信心越来越强。
在非洲的异国他乡，汤小甜才慢慢走出黑暗与痛苦，实现心理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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