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10万人，现实中的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这里，天空只是一条狭长的线，被缠绕得像蛛网一样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楼商铺的雨棚有时将巷道遮掩，阳光透不进来。在巷道里做核酸，人们甚至没法排成两排。一位康乐村的租户说，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过口罩传来的湿垃圾味，却一直没能习惯狭小出租屋里长年的昏暗，那让她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深渊里”。

官方统计中，广州本轮疫情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乐、鹭江城中村。要为这个庞大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可以想象当地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发放生活物资时，他们估摸着一栋7层楼房可能住了50人，实际上却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东或者二房东才真正知道一栋楼里到底住了多少人。”这位志愿者说。

两个城中村所属的凤和经济联合社，试图将房东纳入防疫管理体系。一份发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内全体社员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栋楼必须提供一名临时管理员，负责本楼栋的联系管理工作，配合发放生活物资。若未落实，可能予以经济“制裁”，扣发年底分红。

很难说这一举措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疫情至今，陈悦的房东就没露过面，也没选出临时管理员。

事实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东，他们通常花上几万或十几万包下出租屋的经营权，从中获取房租差价。也有房东雇来的管理员，负责收取水电费，日常替租客维修家具、门窗。疫情来临，平日的管理员也不怎么发言了，陈悦理解，“特殊时刻他肯定也不想出头。”到10月底疫情实在严重了，管理员才将所有租户拉进同一个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

接下去几天，陈悦收到了两次物资，都是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的。物资以速食品为主，泡面、自热火锅、午餐肉、牛奶、鸡蛋饼，少许蔬菜。

35岁的湖北武汉人张洋洋在鹭江村拥有一层铺面。铺面所在的这栋6层楼房，情况更复杂。楼房是一位本地老头建的，又给了自己的儿子。“但这儿子是个败家子”，一缺钱，就卖一层楼，六层楼最后有了六个房东，包括张洋洋。她觉得，即便要管，或许也很难调和出相同意见。

●11月4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通知，要求房东负起责任。讲述者 供图

张洋洋13岁就和父母一块住进了康乐村。她的父母在康乐村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店，卖各种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绣花、钉珠。她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同样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创业的张洋洋，几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联系，“我知道那边的租客都不太喜欢房东，所以我基本就是签完合同，就从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与房东的关系，“既怕又恨，但又离不开。”

但她将康乐村看作另一个家乡，时常怀念这片生意场上热络的人情。在康乐村，人情往往比规则、合同更有用。“那边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让你赚钱。”张洋洋说，自己赚的钱，买下的铺面都是靠着他们的热心肠。这次，她主动给自己的租客发信息，免除一个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东都有这样的好心肠，35岁的徐小珍试探跟房东提出，能否考虑减免房租，房东一直没回复。他们租的这个档口，每年得多交1万多“进场费”。张洋洋说，很多房东到期后故意不续签，“不给就让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场上班，丈夫在康乐村租下一个12平米左右的档口，专门做服装打版生意，这个档口既是铺面，晚上卷闸门一拉下，也是夫妻俩的宿舍。她很少见到房东，那个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的中年男人，“每次来就是抄一下水电费，收个房租。”

联合社发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东挑了一位租户做楼长。村里商店都关闭后，租户通过网上软件买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号岗亭，由防疫工作人员送进村里各个楼栋，再由楼长发放至各家各户。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记得，大约只执行了三天，就没有人送菜进来了。她听人说，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确诊阳性，人手大减。

徐小珍说，他们每天得自己留意“大声公”（手持扩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档口在一楼，每天听到声响，他们就会探头出去望一望，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大声公”喊着做核酸，或是发放物资，就在楼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认识的一对夫妻还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条巷子深处。每次发物资，徐小珍总会记得跟夫妻俩说一声，提醒他们别错过了。“大家都是异乡人。”她说。

封控期间，许多制衣工人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一不留心可能就会错过核酸检测。住在低层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庆幸，能够更清楚地听见“大声公”里传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点多，住在二楼的陈悦听见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本栋楼有阳，全部人大面积转移，收拾换洗衣服去隔离。”

她和朋友匆忙拣了两身衣服就下楼了。巷道里，挨挨挤挤，一片乌压压的人群。陈悦已经顾不上交叉感染这回事了，“转运出去条件肯定舒服点，起码一天三顿能吃上米饭。”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工人，没有听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发的转运通知，也不断地下楼，排入队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点，陈悦登上了前往惠州隔离的大巴车。

●陈悦11月5日凌晨参加转运。

等待离开的人们

将人们集体转运，此前被多个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广州此次的对策。据11月5日广州新闻发布会，在周边城市支持下，这座城市近三天转运隔离约3.1万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说，城中村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流通不畅，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难以短时间内消散的气溶胶。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转运隔离，大幅度降低整个风险区域内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点，“大声公”来到了李红厂房的楼下：“大家出去隔离的赶紧收拾东西下楼，早点排队早点上车，迟了又要排长龙了。”

她本来还有点犹豫，靠在窗口询问楼上楼下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人都决定要离开了，于是赶紧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换洗衣服，下楼，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队。

那晚的康乐村下着小雨，雨伞相互摩擦着。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还有站在李红前头拉下口罩抽烟的，她往边上站了站，用雨伞挡着。到了凌晨一点，有工作人员挤了进来，用喇叭告知大家没有空位了，但排队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开始有抱怨的声音，“昨天等了七八个小时也说没车没酒店，今天又是这样。”

不愿离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点，期间每过一会就有工作人员来喷酒精。李红身边有个四五岁的孩子睡着了，被他妈妈用衣服裹着，坐在屋檐底下。到了快四点，李红决定放弃，返回厂房。

每天看着新增病例和短视频里排长队转运的人群，李红总说自己害怕。她怕留在康乐，以后没人来管他们了。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队。

有确诊去隔离的朋友告诉李红：“好了以后没屁事，开始头疼没力气，就天天喝开水，后来就好了。”但也有人跟她说是有后遗症的，李红弄不清，“心理都没有底，不知道什么情况。”

●封控初期的康乐村街道。讲述者 提供

在康乐村的出租屋，人们可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仅剩阳台和窗户。然而随着病例增多，原来获取信息和光线的空间，也成了令人畏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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