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缘于中国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的调整。

日益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数量结构，预示着不动产在时间序列轴线上呈现出总量过剩、结构优化特征；从人口质量结构上，接受高教育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显著增加，这些接受高教育的群体，在全国的自由迁徙上具有更多的优势，这将加速适龄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匹配岗位的机会。

可见，人口质量和数量的变化，会逐渐改变人们对住房的认知，住房自有率将不再是一个一致性的需求目标。

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区域竞争，在加速人口流动的同时，使人们开始调整对住房内生价值评价指标，即住房内生价值愈发基于房租和房租贴现率，而非基于房价上涨预期。

由于贴现率围绕自然利率或国债收益率曲线摆动，这将逐渐褪却掉住房的金融属性，使其回归到实用价值的居住属性。

而随着股市等权益市场在制度、风险定价、交易和管控等上的日益完善，权益市场将会逐渐成为居民部门价值储存的主要配置市场，这也使逐渐剥离金融属性的房地产面临系统性定价重构。

社保福利体系的日益完善，也将带来房地产的定价重估。

在社保体系覆盖度不够的情况下，人们用养儿防老来进行代际交易，因此购置房产定居就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因为自有住宅的安居是孝道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没有自有住宅的加持，孝道的维系成本就很高。

随着职工社保、城乡居民养老体系等的完善和覆盖度的提升，孝道逐渐从经济的跨期交易中解脱出来，这将从传统文化和信念方面，改变人们对住房的定价逻辑。

此外，目前基于金融属性估值的住房，其高房价抬升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压低市场的投资边际收益率，加剧房市的有效需求不足，使高房价很难维持，房地产这一风险资产出现重估定价是迟早的事，且价值重估越早对经济社会的伤害和拖累越小。

二十大报告强调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的背后，是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理解，投资者需做好不动产定价重估的积极准备，各地应把握住政策激励的头寸，避免过犹不及的诱多，扼杀当地经济的活力和透支长期的增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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