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住在偏远郊区别墅的人，毕竟是少数，还有很多人是像郑州妈妈林小多这样，攒钱付首付，一家人住在市区的商品房里。

林小多和丈夫2013年结婚，一年后生了孩子。

当时林小多刚入职国企不久，还是初级科员，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她丈夫也刚从国企跳到一个民营设计院，当时薪水也只有两三千。

那一年，两个人一个月拿五六千的工资，三分之一的工资拿出来还房贷。

那已经是十年前了。

接下来，房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刚需，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加上丈夫跳槽到了一家月薪约两万的公司，他们开始考虑学区房的事。

2020年，林小多把几年来家里的所有积蓄拿出来，又首付了一套学区房。

这也成为压力骤增的开始，房贷一下子猛增到12000元。

她现在的工资涨到了6000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全部还给银行，还要再从老公的工资卡里再拿6000块补贴出去。

剩下的部分，还要再扣除两个孩子的支出，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压力很大，感觉每个月都在给银行打工。”这样的压力难以缓解。

为了保住现有收入，丈夫过上了比996还要忙的生活，在公司里搭了一个行军床，经常是直接睡在公司。

一家人也开始连一块回趟老家的时间都消失了。

林小多还是经常心怀感恩，她觉得自己现在无非经济压力大了点儿，但也不至于处在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境地。

“和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人比，我们肯定还是幸运太多了。”林小多反思自己，刚结婚时，只是想住进一个三居，等愿望满足了，后来又想买学区房，“人的欲望就是一步一步变多的，想要的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林小多也无奈，郑州的高考压力这么大，如果不买学区房，她又能怎么办呢？

▲ 林小多家的阳台，她觉得采光不是很好。图 / 受访者供图

与生活对抗

为了能在中产身份和中产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中产们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

孙默热爱健身。她在健身爱好上进行的“开源节流”，是她与生活对抗的缩影。

她一直缺一件运动背心。

最近，和老公逛街时，逛到lululemon。

老公示意说进去逛逛，孙默连连摇头婉拒。

一件背心四五百，她觉得没必要。

回家后，她让同小区一起遛弯的妈妈把自己拉到了一个领优惠券的群，群里有高达6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

那天，孙默花8块钱买到了一件运动背心。

“你敢想象吗？敢相信吗？一件背心8块钱哎。”孙默说，语气里包含着欣喜。

从那之后，她就像掀开了“省钱魔盒”的盖子。

她把衣服看作是节流的关键突破口。

以前两三百的T恤，现在只买七八十的。

以前和朋友逛商场，看到朋友进店试衣后，拍个照片再网购同款，那会儿她还觉得很不好意思，但现在，她也开始偷偷这么干了。

但节流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小孩的衣服确实不太好省。

大女儿有件粉色的衣服只穿了3次，套在小女儿身上也不合身，孙默舍不得扔，最后只能拿给儿子穿。

在陪儿子去上音乐早教课的时候，另一位家长看见这身粉色小衣服，忍不住开玩笑说：“哎呀，这是弟弟穿了姐姐的衣服吧，妈妈好节省呀！”虽然知道这是说笑，孙默心里还是难受了一阵，五味杂陈。

“中产就是这样，它像一个架子，把你架在这儿了。”孙默说。

尤其是上海封控的那段时间，在小区业主群，有时候团购的商品太贵了，她舍不得买。

私下里，她加了居委会的微信，表示希望能够团购一些更实惠的菜品和食物。

孙默说，她终于开始了一场和“中产身份”的博弈。

她已经变得很坦然，开始薅起羊毛。

比如，她加入了不同的群，下载了各种各样的App，清楚地知道哪一个App的青菜比较便宜，哪一个小程序的蛋糕比较便宜。

人均上千的米其林餐厅不去了，完全断了这个念头，“开始老老实实在家做饭”。

看到超市里一条好几块的抹布，她转头就走，“拼多多上买一条，不到1块”。

在生活面前，她宁愿不当什么所谓的“中产”。

家里唯一还保留着的、曾经精致生活的痕迹，可能就是那台用了好几年的咖啡机了。

杂志上那些红酒评析，对她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记忆。

只要一个人感觉到生活的拮据，就算一个从来不记账的人，现在也会变得开始精打细算。

有的中产家庭选择努力节衣缩食，攒钱留给下一代。

比如上海开了设计师工作室的徐娜，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老公是校友，现在有三个孩子。

最近，她专门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升学率，焦虑感一下子就上去了，因为学习不好的孩子们，在中学阶段就有可能被分流出去。

“孩子们至少要上个大学，不然我们有点难以接受。”徐娜想。她准备给孩子预留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所以用来自己身上的钱格外的省。

比如，她不敢换手机，一部iPhone用了好几年，前阵子屏碎了，也舍不得去官方店修，特地找了一个街边小店修。

上次一家人去游乐园玩，一天一百的停车费，“太贵了”，她心疼不已。

▲ 徐娜的两个儿子在阳光下踢球，她刚怀上三胎。图 / 受访者供图

而郑州的二胎妈妈林小多，靠变卖家里二手物品，回收了一点钱。

比如，最近，她就卖掉了上大学时候买的戴尔电脑和iPhone手机，一共217元。

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所有护肤品，必须用成空瓶之后再买新的，是彻底的空瓶，盖子打开，要把里面抠得一点不剩。

现在，去超市买东西，也要专门把发票存下来，回来看看到底花了多少。

就连在充话费这种小事上，她也能找到羊毛了，专门用了云闪付，可以省下一块钱，这一块钱的“胜利”成了她那一天要专门记录下的事情。

而那一天，她也失去了300块钱。

原因是孩子咳嗽，她又犯了鼻炎，一天花了300块钱治病。

像很多人一样，她发出了一个脆弱的感叹：“不生病就是财富。”

用力奔跑

中产们究竟在忧虑着什么？

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给出答案：中产阶级的一大主要焦虑，在于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阶层。

孙默对此感触很深，她和先生都来自中产家庭，“我们的父母比我们过得有钱有闲”。

她的妈妈从年轻时就爱好文艺，直到现在，跟老姐妹们出去，还是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又买衣服又买包，一花就是几千块。相

比之下，有一次，她向妈妈炫耀自己买到的8块钱运动衣，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女儿，你为什么现在把日子过成了这样？”孙默害怕这样的下跌也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一个孩子出生一次，就是下跌一次，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她说。

她所在的社区，很多人是随随便便就有三四套房，她们家是费力贷款下才买下一套——而这已是她毕生的资产。

手里的资产不多，平均到三个孩子身上更少。

对于“中产梦破灭”的未来，她忧心忡忡。

“中产这个概念，就是永远比上不足。”孙默总结说。

除了孩子，另一个关于“跌落”的担忧，来自于工作。

2021年下半年，郑州的林小多，她的丈夫和朋友想一起做一笔生意，投出去了30万。

结果后来要不回钱，为这个事两人吵了不少次架。

林小多跑去专门咨询公司的法务，想请律师打官司，但一听律师费要十个点，也就是要3万块钱，她又打起了退堂鼓，怕就算胜诉了也执行不了，那打水漂的钱就又多了3万。

家庭现在已经没有额外的积蓄了。

她最担心的是丈夫失业，关键丈夫身处的还是房地产行业。

有一天，丈夫从集团开完会回来，已经是晚上11点，一脸疲惫。

集团又给他们区域下达了任务指标，他觉得这个指标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完不成就可能让他走人。

林小多感觉，丈夫一天的工作量，比自己一个星期的工作量都多，薪水又并不比前两年高多少，甚至还不如前两年。

而现在，房地产公司招聘的岗位少，家里的经济来源开始被动地进入到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那天晚上，夫妻俩靠在床头，他们已经很久没时间长谈了。

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焦虑，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身处同温层之中的主观判断？

孙默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后退的阶段。

她说，仅仅是维持“中产”，就耗光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在曾经的期望里，一个大房子，三个孩子，一条狗，悠闲的午后，约着朋友看展、喝下午茶，这是孙默最理想的中产生活，但没想到，眼下的生活依然是这么手忙脚乱，甚至“拮据”。

这种挣扎，就像幼儿园开学的那天，她6:30就起床给龙凤胎搭配衣服，一定要得让别人看出来是双胞胎，但还不能穿得一模一样，要注意色系搭配。

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搭配好了。

而在短暂的光鲜之后，她依然要回到现实中。

▲ 龙凤胎每次出门前，孙默都要给他们精心穿搭。图 / 受访者供图

小宝发烧这一天，孙默从医院回来后，又忙了起来，开始为大女儿填写明年进入私立小学的报名表，学费一年15万。

如果大女儿读了私立，那两个小的怎么办？是也要继续读私立？这意味着未来光三个孩子的学费就要每年花掉45万。“

想都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唯一让她松口气的是，医生说，这次小宝只是普通的感冒。（文中所有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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