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横亘在中资企业面前的困难重重：公司注册、注资、投资等需要印度政府审批，企业不能参加相关项目招投标，获得工作或商务签证难度大。

据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统计，高峰时期在印度中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国人大约有1万多人，而现在仅剩约一两千人。一些企业由于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已退出了印度市场。

复杂的印度

一位熟悉印度税法的中国律师对记者说，这些年印度的反避税措施用力较猛，微软、诺基亚、IBM等巨头都曾被追缴过巨额税款。

2007年沃达丰公司收购了和记黄埔旗下的印度通信公司，就曾因是否需向印度缴纳巨额税款而打上法庭，“从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又打国际仲裁，历时15年最终以印度政府败诉而告终。”“印度人自己也说，印度税法的复杂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前述中资企业负责人感叹。

即便是非营利机构，每年也要聘请专门公司，提供税务、账务、审计、合规等方面的服务。

稍有疏忽，就是违规金额10倍-12倍的罚款，普通公司的合规成本还会更高。

过去美国、日本等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较早，拓荒同样苦不堪言。

林民旺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诉记者，外资企业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级部门的纠纷时，往往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层层上诉后，正常经营的外资企业赢面很大。

但也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因此，经常性撤出、转手资产的欧美企业也不在少数。

但印度的神奇之处在于，总让人觉得有希望。

它把人逼走，又总把人吸引回来。

韩国钢铁企业浦项、美国沃尔玛等公司都曾在走与留间多次摇摆。

尽管现实困难重重，但对于许多中资企业而言，放弃印度仍然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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