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藏在很多人的求医路上，尽管有时候不那么显眼，但总有人绕不开他。
刘晶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这位60多岁的老人突发心梗，面积达到95%以上，老家山西侯马的医院不敢冒险手术，只能转诊到大医院。刘晶和丈夫又因为疫情被封在了小区无法陪同。最后，他们找到了马建，一位北京的陪诊员。
这次陪诊是从北京西站开始的。心梗让刘晶的父亲只能依靠轮椅出行，陪他一起到北京的另外两位家人也都60多岁了。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打车查信息，使用健康宝扫码都需要一步步指导。马建必须到火车站接他们，给他们安排好方便的酒店，带他们做好入院需要的核酸检测，还要告诉他们附近的超市饭馆在哪里，再把病人送到安贞医院急诊住院。
马建说，这个单子他起初是不敢接的，60多岁的老人从山西来北京，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家属又不在身边，风险性太大了。但是刘晶在电话里告诉他可以录音，可以写任何免责书，“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想我也有父母，我就算帮个忙。如果我们不去的话，确实就没有人帮他做这些事情。”
2020年，“社群健康助理员”作为一个新职业，被正式写入职业分类。而在很久之前，就有一群人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理住院手续等服务。
漫长和烦琐的就医过程中，陪诊员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很多人相信，他们是曲折的跨省求医路上的一条捷径。网上挂号没有普及的年代，马建帮客户熬夜排队挂号；如今，他在北京完成不需要本人到场的检查和前期工作。“如果北京专家说可以来北京做手术，再让患者本人来预约检查手术。替他们省下不少时间和住宿成本。”甚至，当患者本人无法来北京时，马建还会在医院门诊拨通电话，让患者和医生直接电话或者视频对接。最长的一次，医生和患者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
前几天，马建陪诊过一位来自天津的嗜铬细胞瘤患者，这种疾病被称为“高血压杀手”，会使患者血压极其不稳定，甚至升至200mmHg以上，可能危及生命。老人急需手术，且手术前必须服用α受体阻滞剂(一种专门的控制嗜铬细胞瘤血压的药物——记者注)，并且要在各个科室来回奔波会诊。老人自己走完这个流程可能要两周，且进出京津两地需要频繁的核酸检测。而这些复杂的前期准备就由马建代为完成。他也遇到过一个云南三岁的孩子意外跌倒后发生了颅脑损伤，在云南当地的医院头颅CT显示脑部积水严重，当地医院的方案是需要开颅减压，否则轻则影响智力发育，重则危及生命。家长害怕风险，不敢手术，就挂了一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号让他代问诊。专家读片后，询问了孩子的基本情况、目前颅围，认为保守治疗也完全可以有效解决患儿的问题。家长也就放心地选择了保守治疗，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马建说，在北京像他一样专门做陪诊的人其实并不多。陪诊员火了之后，很多人只是跟风在网上拍视频、卖课，真正去干陪诊员的人没有太多变化。正常情况，马建的陪诊也就一天两单，上午一单下午一单。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医院的单子他都快接不过来了。在马建的网络店铺中，跑腿陪诊这项的购买数量超过1万份，月销量大于1000，粉丝有1700多人。
马建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陪诊工作的。2013年，马建的一位朋友需要在北京看病，马建替他在现场排队挂号，“排了一晚上队也没有挂上，号都在黄牛手里。”当时马建正好从前一个工作离职，帮朋友挂号这件事启发了他，“外地来北京办事儿的人肯定特别多，各方面的都有。”他开始在北京做跑腿代办。
马建称，一开始他什么活儿都接，包括代办签证、去学校取成绩的活儿。陪诊方面主要是为复诊患者代开药。疫情之后，医院的单子变多了，签证的事儿少了很多，这两年他还组建了陪诊团队，基本只在忙医院陪诊的工作。
马建的不少客户都是病情危急、行动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户在治疗过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队缴费取药时，他也会偶尔垫付上千元费用，这比陪诊服务费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户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和病例等隐私信息寄送给陪诊员。从业9年来，马建还没有遇到过与客户关系紧张和遭遇官司的情况，“找陪诊来北京看病，都是很着急的人，很多病的治疗本身就是在赶时间。人家都走到找陪诊这一步了，没必要专门来坑我。”除了马建这样的私人团队，网上还有许多陪诊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务于某一个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诊公司也会找到北京的陪诊员——如果有当地的患者需要来北京，他们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诊员建立合作。“当地的看不了就去省会城市看，省会城市也看不了就到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来看。”
遇到疾病，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大城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医患者达到599万例，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总人次达到了8238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减少。马建近期的服务对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为疫情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药，然后再快递回去。
还有一些亟待进京进行复查和化疗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诊。何英珍就是因为这个联系上马建的。疫情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年初出院后需要定期来医院复诊开药。5月北京疫情严重，住在石家庄的何英珍一直无法进京，4月在肿瘤医院的ct和化验报告单还没有打印，而她的化疗方案中一种最新的抗癌药物在当地很难买到，28天一次的化疗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断治疗，等待何英珍的是肿瘤的复发。程寒梅也是疫情期间联系上马建的客户。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从北京搬到燕郊生活。从今年3月开始，燕郊和北京接连发生疫情。程寒梅说，封控的那些日子，她一天要吃4次止痛药，“身上疼得要命，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解封之后，原来一直带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却没有办法进京了，她在网上找到了马建，到检查站接她到北京的医院看病。
一般情况，马建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8点之前就要到达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安贞医院、肿瘤医院……马建陪诊常去的都是这些比较拥堵人多的大医院，很多患者在当地看完病之后，还想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或者在当地的治疗效果不好，想来北京看看是否误诊。
也有刘晶父亲这样，当地医院不敢手术要求转院的情况。当时，刘晶心梗的父亲在侯马的医院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没有治疗，刘晶说，“当时很着急的。那几天我们都睡不着觉，白天晚上一直在想怎么办。”
刘晶和老公都是80后独生子女。起初，刘晶是想自己申请陪同父亲去北京就诊的，被封控在家的她给当地的社区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出去带父亲就诊，没有被允许。
“我特别心酸，也不能违反抗疫政策，就困在这里了。”这时候，她老公在网上找到了陪诊员马建，希望他在北京带父亲到安贞医院手术治疗。
疫情之后，陪诊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王悠洁的孩子是一名罕见病患者，上海发生疫情之前，住在浙江南浔的她每个月带着孩子去上海的医院看病。在全国，治疗这种罕见病的专家只有两位，一位在上海，另一位在北京。
王悠洁称，小孩子因为疾病，不能长时间在陌生人多的公共场合出现。去北京坐飞机，需要在公共空间太久。然而4月上海疫情，城市被封医院进不去，北京还能正常接诊，因为要定期去医院，她不得不挂了北京的号。
在买好前往北京的机票到达杭州萧山机场的时候，王悠洁和家人的北京健康宝突然出现弹窗不能登机，去不了北京，王悠洁的哥哥帮她联系到了陪诊员马建。
因为病情特殊，也没有在北京看过病，王悠洁给马建发了几十页的电子资料扫描件，通过马建的电话和北京的医生交流。王悠洁说，从浙江到北京看病，当天不能往返，机票酒店要几千块，目前从北京回到浙江还需要隔离。带孩子去一趟耽误太多时间精力了。
但是，王悠洁说，如果上海开始复诊，她还是想亲自带着孩子去上海看病，去上海一趟开车一个多小时比较方便，还可以当面和医生交流，“代问诊从电话里医生看不到孩子，我也看不到医生的细微面部表情。”
王悠洁称，她之前没有听过陪诊员这个工作，这次因为疫情孩子无法看病才发现淘宝上有很多这种服务。和她一样，刘晶也是因为父亲的病才第一次接触陪诊员，当时感觉“一下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刘晶和她的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她说，在疫情防控允许的情况下，自己会尽可能地陪同父母看病，未来迫不得已的情况依然会找陪诊服务。“我们有4个老人要养，还有孩子。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很多是精力上真的顾不上，我们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实在是有心无力。”
(文中除马建外，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安琪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