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移送象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检察官发现韩某的两部手机尚未被勘查，但韩某拒不说出开机密码，为彻底查清案件真相，该院对韩某的两部手机进行了技术勘验，进一步排查出10余名可能涉案的被害人。
“我们随即商请公安机关召开案件联合指导会，就下一步取证方向、询问重点进行指导，并共同组建了办案团队，分赴云南、湖北等地固定被害人笔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殷超表示，经补充侦查，又收集到了另外5名被害女性被侵害的证据，最终查明该案被害女性为10人，其中2名女性被侵害时系未成年人。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专家视角男子以公布裸照威胁10名女性被公诉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
借力大数据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跨越
记者：您比较关注这起案件涉及的哪些问题？
刘品新：这起案件中，检警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个点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没有见面，能不能构成强奸罪？对此，公安机关多次商请检察机关就证据收集提出意见建议，在此过程中，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更为关注的一个点是，检警利用跨部门办案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对2019年以来3万多条行政处罚数据进行收集，找到了3条可疑信息。这3条可疑信息是后续开展深入调查的一个前提，构成基于海量数据分析而后对批量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基础。传统上，检察机关要启动法律监督，往往依靠当事人报案、群众举报等零散线索。如今，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有了大数据的支撑。男子以公布裸照威胁10名女性被公诉
记者：如今，大数据法律监督与过去的监督模式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刘品新：浙江省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发现案件线索，以及办理案件的经验对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大数据法律监督与过去的检察监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实现了由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跨越。大数据法律监督的路径是从个案中总结规律、特征，根据规律、特征在海量数据中筛查，进而发现异常的类案，再据以发现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相关制度机制存在的漏洞，最终落脚点是解决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倘若数字检察在一些重点领域持续着力，定会释放出更大的社会治理效能。此外，从更深层面来讲，数字检察的运用也可以推动相关部门以及第三方平台及时堵塞漏洞，更好实现以协同共治为特征的数字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