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十条的落地，类似核酸信息、场所码等数据都应该销毁、封存或者彻底脱敏。以前手机通讯信息就是经过严格脱敏的，在公共应急事件例如节假日景点游客众多等情形下会对人流量进行提示，但这些分析预测和预警不会关联到具体某个人。”郑磊解释。
而如今的场所码包含更多个人的隐私信息，一些省市也已经严格执行定期销毁场所码，“场所码的采集目的是为了流调，信息都具有时效性，过了这个时间后信息都需要销毁。”他告诉记者，最重要的是，随着健康码跨区域流动查验的取消，健康码平台下融合的各类信息也应回归到只能由原相关部门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再共享，而场所码的信息采集也理应退出。
健康码应该聚焦便民服务
虽然叫健康码，但健康码在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种和风险指数绑定的二维码，代表着接触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随着“新十条”的落地，健康码理应回归便民服务的本源，民众自愿使用。
“未来健康码首先应该回归到出于卫生健康的目的而使用，比如说就医没带医保卡，用健康码刷医保卡扫码挂号付费等。”郑磊认为，疫情总会过去，而民众养成的使用能力和习惯以及过去几年累计的技术和应用基础，也可以借此转换为居民的电子ID或者电子名片，用来预约进入图书馆、博物馆，到政府办事。
“比如我们去办事总是要带户口本、房产证等纸质证书，如果推行二维码关联，扫码后这些信息能一目了然，再也不用带繁琐纸质的证明。”在郑磊看来，健康码未来的应用场景可以朝这个方向推行的，并且是非强制性使用，只是给民众提供一个多样选择。
同时他强调，在日常状态下，健康码就只用来方便看病用，相关行政部门和企业后台的数据不应再像疫情期间一样集成到健康码下，需要各自归口做好治理和利用，“比如医疗部门就不需要知道我的交通出行信息”。
郑磊说，数字治理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推进数字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建怎么建等技术性操作性问题，更需要思考为谁而建、为什么建、由谁来建以及什么不应该建等原则性、根本性问题。
“当健康码在未来转型为一个便民码的同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是依法为和依法不为，没有得到个人授权不能随便使用，对于数据的治理和保护都要承担起法律责任。”郑磊说。
